从当前审理的离婚和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，发现婚前索要彩礼的现象在农村相当盛行，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，订婚的彩礼数额呈逐年上升趋势，少则1万2万，多则4万5万，有的还要汽车和住房等。有的男子为了筹办彩礼而到处借债，甚至个别人因此行窃、抢劫而未入洞房先进班房。有的家庭为了给付彩礼，不得不全家举债，导致生活苦不堪言。一旦双方最终不能缔结婚姻，则彩礼的处置问题往往引发纠纷，诉诸法院的案件也逐渐增多。有的离婚案件当事人，在女方提出离婚时，男方也提出彩礼返还的要求，有些人在要求不能满足时，往往采取极端行为，轻则到女方家中吵闹漫骂，重则伤人害命，转化为刑事案件。不知彩礼造成了多少人的悲欢离合？因它又引出多少幕婚姻悲剧？因此，婚前索要彩礼之风愈演愈盛，不仅混淆了人的视线，歪曲了人理念，使人们不能正视旧俗和新风，而且影响社会的安定，应当给予重视。
一、“彩礼”的演变
我国自古以来男女缔结婚姻，就有男方向女方送聘金、聘礼的习俗，这种聘金、聘礼俗称“彩礼”， “彩礼”的表述并非一个规范的法律用语。 彩礼一词，直接来源于三千年前西周时期的“采择之礼”，古代采与彩二字通用，彩礼是由“采择之礼”简化演变而来，此外与当时彩礼内容有关。周代是礼仪的集大成时代，彼时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婚姻礼仪，《仪礼》中有详细规制，整套仪式合为“六礼”，西周时确立并为历朝所沿袭的“六礼”婚姻制度，是“彩礼”习俗的来源。“六礼”即：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征、请期、亲迎，六礼中的“纳征”是送聘财，就相当于现在所讲的“彩礼”。这种婚姻形式直到中华民国都有延续。但当时在1934年4月8日中央苏区颁行的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》中，已有了废除聘金、聘礼及嫁妆的规定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我国1950年、1980年《婚姻法》和2001年修改后的《婚姻法》，均未对婚约和聘礼作出规定，且都规定了禁止买卖婚姻和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内容。这是实现婚姻自由、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所必须的。
《婚姻法》实施以来，各级政府倡导喜事新办，多渠道、多形式地宣传破旧俗立新风。上世纪五、六十年代改革旧婚俗、提倡新婚礼，盛行节俭、新颖、庄重的“革命婚礼”， 干部中只备烟茶糖果招待亲友，单位领导出席祝贺，不搞大操大办，给群众树立了榜样。在农村推广喜事新办，提倡晚婚，狠刹结婚要“彩礼”、铺张浪费之风。那个年代，一支钢笔，一个笔记本，就是婚前“彩礼”。但80年代以来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，城乡居民家庭经济、生活方式、价值观念发生巨大变化，订婚索彩礼、结婚讲排场的现象愈演愈烈，有“儿子结婚，老子发昏”之说。婚前要彩礼、结婚大操办，当前已成为绝大部分农民的沉重负担。
二、“彩礼”之风愈演愈盛的原因
结婚索要彩礼之风愈演愈盛，基至泛滥成灾，其原因主要有：
1、受千百年来缔结婚姻旧习俗的影响，这是当前彩礼之风盛行的根本原因。结婚索要彩礼的旧俗一代一代相传，在人们脑海中根深地固，虽经过革命的洗礼，但并没有湮灭，现在环境适宜，便死灰复燃，愈演愈盛。
2、破旧俗立新风宣传阵地的丢失，这是当前彩礼之风盛行的主要原因。新中国成立之初，各级政府大力倡导喜事新办，多渠道、多形式地宣传破旧俗立新风，在农村结婚要“彩礼”之风得到空前的遏制，人人感到结婚要彩礼可耻，新事新办光荣，这就是宣传破旧俗立新风狠刹结婚要“彩礼”有力例证。现在这块阵地丢失了，人们没有了导向，视线变得模糊，理念发生扭曲，世界观、价值观逐渐从左转向右，旧习俗重新蹬上历史舞台，无拘无束，更有全社会的人推波助澜，岂有不盛行之理。
3、女方家长的补偿心理的亦是导致彩礼泛滥成灾的主要原因。女方家长认为辛辛苦苦把女儿养大，付出了很多代价，应该得到男方的物质补偿。此时，家长视自己的女儿为可以交换的私有财产而不是一个人。更有甚者，有些家长将自己的女儿视为效率很高的敛财工具，这是对妇女本身的一种污辱。
4、攀比之风，是彩礼数额逐年攀升的主要原因。现在，结婚彩礼要这么多钱，并不是生活无奈，而是形成了攀比之风，一方面生怕要少了说自己或女儿不值钱，成为人们眼中的“便宜货”。另一方面女方要打肿脸充胖子，男方所给的钱数制成嫁妆，或者在搭陪一些礼金，弄出一个大数额在婚礼上炫耀，这样一家出钱两家好看。由于这样不断地攀比，彩礼数额逐年上升，给一些经济条件不太好的家庭确实带来了很大压力。所以，在农村传言：“娶媳妇盖厦，梦见害怕”。
在农村，尤其有几个男孩的家庭，更是为结婚的彩礼而头痛，由于弟兄们多，女方担心过门后分得的财产不均吃亏，于是不如先下手强，为以后的生活打下雄厚的物质基础，定婚时女方争着多要一些彩礼，不管男方家里有没有那么多钱，钱从那里来，反正将来还债时也会平均摊，不要白不要。还有的少女，大要彩礼，是想借此抛给男方一个无奈捆扰的心结，让他不敢轻易言退婚。这些无疑都加重了男方的经济负担。“千富万富不算富，就怕给儿子娶媳妇。”这是做父母的巨大负担。而有些青年人为了凑齐高价彩礼，不惜以身拭法，走上盗窃、抢劫的犯罪之路，“未入洞房先进班房”，又是做男人的无奈，令人叹惜。
5、法律只禁不罚，司法解释仅就发生的彩礼之争如何处理做了原则规定，不能有效的遏制彩礼风的盛行。我国2001年修改后的《婚姻法》，和1950年、1980年《婚姻法》一样，仅是原则规定了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内容，没有具体的规范，没有对违反此规定索取财物如何处罚作出规定。针对我国广大农村许多生活本不富裕的家庭，因给付彩礼而举家债台高筑，造成极其沉重的经济负担，结婚给付仍然比较普遍的现实，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公布了《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〉若干问题的解释（一）（二）》，根据目前中国的国情，规定按习俗给付彩礼的，有三种情形可以请求返还：一是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；二是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；三是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。解释中规定的第二和第三两项，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。实际上，这也仅仅是对给付彩礼者的一种司法救助，正如最高法有关领导就婚姻法解释答记者问时，讲到“我们之所以要作出如此规定，是因为目前我国很多地方给付彩礼的情况还较为普遍，如果对彩礼问题完全不管，可能会使一些当事人的财产权益受到严重损害。但是，我们始终认为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，男女双方结婚应当以爱情为基础，不主张也不支持结婚以给付彩礼为条件。作出上述规定，是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纠纷，并防止矛盾激化，并不是鼓励和提倡给付彩礼。我们依然呼吁广大青年和他们的家长们，要大胆破除给付彩礼的旧风俗，树立社会主义男女平等的新风尚，使我们年青一代的婚姻都建立在幸福美满的爱情基础之上”。因此根据现有的法律及司法解释，仅能被动地处理因彩礼产生的纠纷，而不能主动挑战索要彩礼的旧俗。
三、旧习俗盛行泛滥，彩取措施积极应对
1、全民动员战顽疾。索要高价彩礼的行为，在广大农村极为普遍，我们不能单纯地指责某位姑娘或姑娘的父母贪利贪财，彩礼已经演化为根深蒂固的社会痼疾和顽症，要想彻底地摧毁它，必须依靠全社会的每一个人都从自身做起，带动周围更多的人，举全社会之力，携手共进，共同创造一个文明、进步、和谐的社会环境。
2、制定具体规范，对彩礼现象进行约束、干预和惩罚。政府应当本着以人为本、亲民爱民的原则，不能因为农村彩礼现象纯属于农民个人私事，无关政府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局，摆出听之任之，放任自流的姿态，要针对复杂的实际情况出台符合国情的移风易俗法规、政策和规定，从法律和政策上对农村彩礼现象做出硬性的约束、干预和处罚措施，使得这项工作有章可循。比如规定结婚给付礼物的最高限，以给付的收人和消费支出为基准，结婚给付礼物以收入和消费支出之差为限，超过者给予批评、训诫或处罚；再比如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发现有借婚姻索要彩礼的，给予批评教育直至处罚，并责令改正，否则不予办理结婚登记。审判机关在审理离婚纠纷和婚约财产纠纷案件时，可对索要彩礼者视情节给予民事制裁等等。
3、加强舆论宣传，舆论声势朝着正确方向大力引导。有关部门要通过行之有效的舆论宣传，造成移风易俗光荣的社会新风尚。对农民进行教育引导，逐步使农民树立起新时代的价值观和婚姻观，造就适合我们伟大时代的新农村婚姻文化。农村干部、党员家长、党团员青年要率先垂范，以身作则，充分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。对先进的青年，要坚决保护、鼓励，从物质、精神和法律上给予有力地支持，以引导群众向他们学习，形成千军万马挑战旧传统的气势。
4、作为审判机关要积极认真地审理彩礼纠纷案件，以案讲法，达到办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，并积极总结审判实践中发现的相关问题，探索解决的途径，为有关部门制定相应具体规范，提供依据。
当然，作为建立婚姻关系的一种证物，男女双方恋爱成熟，婚前互赠(而不只是男方赠送)一点礼品，这是完全可以的。这才是在今天男女平等的婚姻关系下提倡的“彩礼”的真正含义，这种“彩礼”自然是出于双方的自愿，要量力而行，不应成为男方的经济负担。而且，彩礼已不再是成立婚姻关系的必要条件，不送，也是可以的。至于彩电、沙发等婚后家庭生活用品，那不应作为彩礼向一方索取，而应由男女双方在婚前和婚后根据需要与可能共同逐渐置办。摈弃高价彩礼风，如同摆脱愚昧落后一样，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程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尽自己的责任，这既是为自己，也是为更多的人能够快乐的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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