目前非婚同居关系不受我国法律保护，同居关系的建立、维系和解除都是同居男女双方“意思自治”的结果，若感情走到尽头，一旦双方不再履行非“法定”权利与义务，对非婚生子女的抚养及子女抚养费承担问题通常无法达成共识。双方争议大、互不让步争夺孩子抚养权，有时仅凭法官一己之力无法妥善处理，此时家事调解员的介入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
    濮阳县法院近期处理了一起“90后”父母争夺子女抚养的家事案件。农村的赵甲与李乙经人介绍相识，没经过充分了解就仓促按农村风俗举行了结婚仪式开始同居生活。共同生活期间生育两个子女，父亲赵甲常年在外地打工挣钱养家，两个子女平时由母亲李乙抚养照料。原、被告聚少离多，感情日渐疏远，赵甲遂起诉到法院，请求解除与李乙的同居关系并抚养两个孩子，对方承担子女抚养费用。而李乙常年抚养两个子女，母子情深，更是不同意由原告抚养，经法官多次组织双方调解因分歧过大均无法达成协议。考虑到强行判决有激化矛盾的可能，更达不到案结事了的社会效果，主审法官积极联系家事调解员——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人员，讨论案情确定调解方案。主审法官与男女各方村委会村干部取得联系，考虑到原、被告年龄不大，涉世不深，由村干部通知双方父母并约定时间到法庭共同参加调解工作。

    调解过程中通过男方父母的口述了解到女方患有癫痫病，受到强烈刺激易发作，再照顾两个子女有心无力，还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。调解员和法官以此作为案件的突破口，向女方母亲核实情况后，从女方抚养能力、子女成长教育等方面耐心细致地劝导，终于做通女方父母工作，同意一起做女儿的工作由男方抚养大女儿。经过两个多小时的交流沟通，女方态度不再坚持，禁不住对女儿的不舍嚎啕大哭。待其情绪平静后，法官又找到了乡妇联有心理疏导经验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心理疏导，最终女方同意大女儿由赵甲抚养，自己抚养小女儿，双方各自负担子女抚养的费用。村干部在了解到李乙患有疾病需常年服药治疗后表示，将积极与政府协调，列入精准扶贫计划名单，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既有钱治病又能养好孩子。

    在处理类似家事案件时，简单草率地处理表面上看似解决了问题，暗藏的矛盾隐患如不定时炸弹一触即炸，而家事纠纷家事调解员的适时介入真正达到了标本兼治，从源头上化解了家庭矛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