青少年一代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，是二十一世纪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生力军和后备军。能否把青少年培养成有理想、有道德、有文化、有纪律的一代新人，是关系到我们的事业是否后继有人，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，关系到民族兴衰的大事。当前从总的情况看，我国青少年精神面貌和道德风尚的主流是好的，是可信赖的一代，是大有希望的一代。但是，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，当今社会青少年违法犯罪仍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大问题。青少年犯罪不断增多，且出现了罪犯低龄化、犯罪手段成人化、犯罪性质严重化的趋势。因此，党和政府极为关注，要求全社会都来关心和教育青少年要采取科学的、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，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、道德、法律和法制教育，使广大青少年能够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中健康成长。

    少年期处于儿童向青年过度的时期，心理学家称之为“过渡期”。在这个时期，人的心理机能逐步发育成熟，身体的第二性特征出现，对异性产生好奇，世界观，人生观尚未确立，对事物的分析、鉴别比较幼稚，但自我意识增强，要求摆脱各种束缚的愿望强烈，逆反心理大，自控能力差，意志较薄弱，情绪波动大。

由于少年期在生理和心理方面存在的特殊性，未成年犯在犯罪前、犯罪时及入狱后均表现出一些独有的特征。未成年犯通常带有冲动性和偶然性，作案时一般不考虑后果，或者根本认识不到自己行为的危害程度，而一旦被捕入狱，又往往会产生悲观和恐惧心理，情绪低落，心中不安，萌生悔意，却不敢面对现实。如果，对未成年犯科以监禁刑，那么监禁将会使其犯罪人格固化，犯罪心理畸变。同时，未成年犯在服监禁刑期间，更容易受到其他未成年犯的影响，出现“交叉感染”现象。从促进未成年犯更好地学习改造的角度来看，建立未成年人非监禁性制度体系势在必行，是大势所趋。

对未成年被告人处于非监禁刑的意义

对符合条件的未成年被告人适用非监禁刑，对于帮助失足未成年人矫正身心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。（一）、对未成年人适用非监禁刑，是贯彻落实教育、感化、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、惩罚为辅原则的需要。（二）、对未成年人适用非监禁刑，有利于促使失足未成年人更好地改过自新。1、是可以避免短期监禁刑的弊端；2、是可以避免监狱亚文化的感染；3、是有利于失足未成年人再社会化；4、是可以减轻未成年人的心理压力，消除未成年人同社会的对立情绪。（三）、对未成年人适用非监禁刑，是当前履行国际公约、兑现国际承诺的需要。依照我国加入并认可的《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》之规定：“把少年投入监狱机关，始终应是万不得已的处理方法，其期限是应尽可能最短的必要时间。”（四）、对未成年人适用非监禁刑，是现代社会刑罚价值取向的必然结果。刑罚的非监禁化原则在实践中彰显了刑罚的价值取向及发展方向，其作用也越来越被各国所认同，非监禁刑优于监禁刑，已被实践所证明。

二、影响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非监禁刑的因素

影响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非监禁刑的因素，既有相关法律规定不完备的原因，也有法院内部在思想观念、工作机制方面的问题。

（一）、立法不完善。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、精神病人和聋哑人犯罪问题只做了原则性规定，特别是对老年人犯罪能否从宽处理更是空白。1、对适用缓刑的条件，法律规定操作性不强。《刑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了缓刑适用的条件是“确定不致再危害社会”。对这一规定，法官在实践中不好把握，为稳妥起见，只好慎用缓刑，或干脆不适用缓刑。2、管制条款形同虚设。尽管刑法规定了管制刑的条款，但由于执行、考察、监督机关并未真正负起责任，法院在判决时一般是回避适用该条款，很少对被告人适用管制刑。3、适用法律不统一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将是否“具备监护、帮教条件”作为适用缓刑的条件。司法实践中，对家居外地的流动未成年被告人，因无法落实其是否具备监护、帮教条件，基本上没有适用缓刑。

（二）、司法环境的制约。对未成年犯适用非监禁刑，检察机关往往以量刑畸轻为由提出抗诉，承办法官为避免不必要的“麻烦”，或处于检法协作关系考虑，存在“宁重勿轻”的心态，不愿使用非监禁刑；

担心适用非监禁刑的未成年被告人在解除监禁后重新犯罪，如果这些人重新犯罪，其结果是作出非监禁刑判决的法官等成了第一责任人，基于此项考虑，他们不愿对被告人适用非监禁刑；适用非监禁刑的程序过于严格、烦琐，很多法院对合议庭拟决定适用非监禁刑的案件，主审法官要报庭长、主管副院长等层层审批，还得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；长期以来，对刑事犯罪从严、从重打击的观念深入人心，当法官对部分未成年被告人适用非监禁刑时，往往会被误认为判得过轻，甚至怀疑法官在办“人情案”、“关系案”和“金钱案”，每次执法大检查都会把适用非监禁刑的案件作为重点，调档检查，有的法官出于自身保护考虑，情愿以对未成年被告人从重处罚来证明自己的“清白”，同时也避免了多次检查造成的不必要的麻烦。

三、影响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非监禁刑相关问题的对策

（一）、建立完善针对未成年人、精神病人和聋哑人特殊人群的刑事法律规范。增设一些专门适用特殊人群犯罪的刑种，明确对特殊人群实用非监禁刑的具体标准、程序等，实现维护特殊人群权利与维护社会稳定的统一。（二）、转变司法理念，形成联动机制，法院应加强与公安、检察机关及工会、共青团、妇联等组织的沟通和协作，形成对未成年被告人齐抓共管的社会联动机制，营造有利的外部条件。（三）、全面推行刑事调解、和解制度，在未成年罪犯和被害人之间建立一种制度性的对话关系，既促使未成年罪犯认罪服法，又取得被害人的谅解，彻底化解矛盾，扩大办案的社会效果。（四）进一步丰富非刑罚处置方式。针对未成年罪犯的特点，增加非监禁化的处置措施，如义务劳动、赔偿、社区服务等。

总之，社会各界要都关心未成年人健康成长，正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，思考如何对未成年人量刑，以达到党和国家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目的，挽救失足少年，保证未成年人健康成长，托起中华民族明天的希望和太阳。